本文摘自《施密特：与中国为邻》，海南出版社

　　施密特与的交往

　　西伦：施密特先生，您1975年会见了，而且算是最后一位亲自结识他的人。是怎样一个人？

　　施密特：他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他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坚定而执拗。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有敏锐的直觉：他把我引入了关于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的讨论。对于这两个人，他说的都是内行话。然而，他发动的那些大规模运动却远非的产物。与铁托类似，毛也具备一种混合着无情和富有魅力的品格，不过铁托更受的支配。毛是聪明人，但是并非是他的强项。

　　西伦：令您着迷还是感到反感？

　　施密特：算得上印象深刻吧。他欢迎我的话是：“您是康德派。”然后又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他大约看过关于我的什么材料。这是一位老人和一个比他年轻25岁的人的对话。直到最后，他都很饱满，轻松、活跃、幽默。但是口齿不清，大概曾经得过中风。他毫不在乎地说，讲话困难，腿脚也不灵了。他还能自己站着和坐着，但是单靠自己已经站不起来，坐不下去了。三位当翻译的年轻女士，首先要自己弄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听懂他的话，她们有困难。有好几次，为了弄清楚理解得对不对，她们在纸上写些字交给毛看。然后他就尝试着重讲一遍或者拿过纸来，把他要说的话迅速清楚地写在。这一切都做得坦然自若，没有人低声下气，中间还常常被笑声打断。

　　西伦：您感到他说的话都翻译过来了吗？

　　施密特：我丝毫没有感到那些女译员说了什么他不想讲的话。因为是译成英语，毛也能够纠正她们。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曾经不间断地学了多年的英语。

　　西伦：您说三位女士和相处毫不低声下气。其中有一位可是毛的外甥女、副外长啊。是不是同毛关系远一些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呢？

　　施密特：普通老百姓似乎尊毛为神。甚至在高级圈子里也能感受到对毛的。会见毛之后，有一位大使夫人问我的妻子，是不是握了毛的手。然后，这位夫人就满怀地一把抓住了我妻子那只刚刚与毛握过的手。这种虔诚不免让我的妻子感到难以理解。

　　西伦：是这位伟人促使您在五六十年代开始关注中国的吗？

　　施密特：首先不是他个人的因素。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使历经战乱从而备受削弱的中国，重新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并且扮演起地缘的角色。50年代中期，我正在研究当时美国的地缘思想，中国在其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不过，只是极其附带地关注一下。在50年代，与关注中国相比，人的烦恼另有所在。

　　西伦：当时，中国在的生活中，起什么作用？

　　施密特：从根本上说，没什么作用。1969年，基辛格总理（指曾任联邦总理的基民盟领导人基辛格）在联邦议院的一次竞选辩论中，曾经大叫“中国，中国，中国”来大家。不过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70年代初，当议会辩论中讲到问题时，基民盟议员会插嘴喊上那么一两声。

　　西伦：不过，当时中国和一样也处于状态，而且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施密特：这无关紧要。我想起50年代末的一次联邦议院辩论。中，因为我讲到了“福摩萨-耶格尔议员”，那位高高在上的，联邦议院欧根·格斯登美尔打断了我的话。福摩萨是当时对的称呼。耶格尔当然不是来自福摩萨，我只是想气一气他。因为，美国的宣传声称是“中国”，耶格尔上了他们的钩。那时候，联邦议院里会给重复的人名加上各人的原籍。卡洛·施密德就叫法兰克福-施密德，我是汉堡-施密特（施密德和施密特的德文读音相同，因此也算“重名”——译注）。所以，我就使用福摩萨-耶格尔的称呼，气一气亲台仇共的耶格尔。格斯登美尔接着说：“等一等，议员先生。我认为这样的称呼不对，正确的叫法是……”因为不知道耶格尔来自什么地方，他迟疑了。于是我说：“瞧瞧，先生，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是因为《联邦议院手册》隐瞒了耶格尔同仁的出生地。”全场哄笑起来，因为谁都知道，耶格尔“错生”在，他却隐瞒了普鲁士出身，冒充是地地道道的上巴伐利亚人。这件事促使耶格尔进行报复，他把我叫作“臭嘴施密特”。所以，对于教社会联盟叫我“臭嘴施密特”，毛间接地负有责任。

　　西伦：当时，一个过问的人对有多少了解？

　　施密特：大家知道他受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也受过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教育。但大家同样知道，他已经和苏联。关于“百花齐放”运动和后来的“”，也听到过许许多多的说法。不过，人们对这些事情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对我来说，直到60年代才明白，虽然和苏联这两极居于主导地位，但除此之外，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当时我对中国并没有多少的了解。

　　西伦：这是与“68派”挥舞毛语录同时发生的吗？

　　施密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略问题一无所知。“68派”把毛语录当作圣书，却并不了解真实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门科学，把“”看作是推动老年人前进的现代化进步运动。他们之所以对中国满怀，与电视大有关系。电视在60年代末变得越来越重要，把中国的景象传遍全球，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西伦：不管怎么说，人竟然能够界的另一端起一场毛主义者的运动，这在总是一件令人恼火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事。1967年1月，毛甚至上了《》周刊的封面。

　　施密特：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毛主义者，只不过有人自命为毛主义者罢了。他们对一无所知。这种歇斯底里不仅把当作偶像，也把越南胡志明当作偶像。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阿根廷人切·格瓦拉也是一位英雄，虽然他们并不特别了解南美洲。当时，在的意识中和记者发表的文章中，很少把大学生的毛式鼓噪和以及中国看成一回事。

　　西伦：您在什么地方见的？

　　施密特：出乎我的意料，1975年10月31日上午的会见不在，而是在故宫北边、为局划定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里进行。头一天，我已经见过，和谈过之后，我和邓还要见面。在这片区域，沿着湖边稀稀拉拉有几幢新建的房子。这就是中国的万特里茨（指前领导人在集中居住的区域——译注）。这幢房子，里外都不起眼。墙上没有挂画，只有几件办公家具，和摆成半圆形的几把软椅。

　　西伦：谈话情况如何？

　　施密特：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接近三个小时。他在开头表示欢迎时说：“人好。”略一停顿，又客气地纠正说：“西德人好。”我同样客气地回答，在德意志联邦国，大家非常敬佩中国人民25年来在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我为了准备这次谈话还读了他的诗词。谦虚地说：“我们的成就很小，我也根本不会写诗。不过我懂得怎样打仗，打胜仗。”接着我自然要说：“您两者都会。”并且补充一句：“您是人民的。”

　　毛肯定注意到了，我没有说“伟大”。然后我就单刀直入了。我向他说明我们对苏联的评价，并想以此激他做出反应。在记录中可以读到我的谈话：“近15年来，人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苏联人的所言与所行。他们在行动上要小多。13年前把导弹送往古巴，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冒险。当然，如果任由形势发展得使苏联人突然敢于显示其超强的实力，情况就完全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种令人满意的实力平衡。只要这样做了，苏联人就不会越出界限。但是，一旦一个国家的防务显得薄弱，苏联人就可能。因此，最重要的欧洲国家都决心绝不给他们提供得以进攻的可乘之隙。只有这样，施压政策，或者实施进攻，才会成为巨大的风险。”

　　挑衅地打断我：“这固然是很好，但在10年20年内形势会发生变化。”

　　我回答说：“变化总会是有的，并且到处都有。”接着说：“相信我吧。同苏联的战争会打起来的。您那个威慑战略不过是一种假设。”

　　西伦：毛会有战争，这让您感到不安吗？

　　施密特：不。我没有得到想发动战争的印象。而且我他低估了我们的战略。因此，我试图更准确地向他阐述我们的立场。“我们的防御能力绝不是假设性的，”我回答说，“必要时，它是高度有效的。我们对苏政策的第二部分，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但它为我们争取与苏联建立良好的睦邻关系提供了足够的活动余地”。然后我向解释了的特殊处境，说明我们的处境“比欧洲其他人民都困难，因为我们的国家被分割，老的帝国首都被一个处于苏联压力之下的国家所包围。这种状况目前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克服目前这种状况，实现人重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目标。在此期间，我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友好氛围。没有人知道，今后20年苏联会如何发展”。

　　回答说：“这我知道，但战争仍然会有。论不是好东西。克劳塞维茨说得很中肯。”

　　西伦：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吗？而且还喜欢挑衅？

　　施密特：我不这样认为。他并不想对我挑衅。他的生涯是由军事斗争决定的。长征、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恰恰因为如此，他就是不信任人。我回答他说：“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天才，是少数具备才能的将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句：战争是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然而克劳塞维茨考虑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战争中，领导应优先于军事指挥。从这一中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进行战争的能力只是肩负责任的人可以做出的选择之一。不应盯住战争作为唯一的可能。

　　但是，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战争问题上。他回答说：“打防御战好，因为进攻者通常要吃败仗。美国人进攻越南、威廉二世进攻法国、进攻欧洲，都是这样。结果总是防御者获胜。蒋介石同样如此，他也是进攻者。美国人怕，他们往越南派了五十万人，死了五万，伤了十多万，他们就大喊大叫了。”

　　然后他重复说：“会发生战争，永久的和平共处不可想象。欧洲太软、太散，而且怕打仗怕得要死，特别是丹麦人、比利时人、荷兰人。人和南斯拉夫人比较好一些。如果10年之后欧洲还不能在上、经济上、军事上联合起来，就要吃苦头了。欧洲人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美国人。”然后他颇具挑衅性地问道：“6000万人能像北朝鲜人打败美国人那样打败苏联人吗？”

　　对于最后这个比较，我没有接他的茬。我要避免四起，说人为了实现重新统一会考虑打一场进攻战。在场的还有别人嘛。因此，我相当大胆地说：“万不得已时，人会进行自卫。德队是世界上训练、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其士气也是如此。”

　　施密特：当时讲的看法，今天仍然适用。在这方面，他赢了一分。我回答说：“欧洲联合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有些欧洲国家已经存在了1500年。让这些国家同居一堂，是个非同寻常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人们常常忽视一个情况，那就是，欧洲共同体的九个国遵循不同的战略构想。例如，英、法有核武器。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把本国部队纳入北约组织——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法国的战略考虑与其他西欧国家大不相同。与面对苏联自己相比，法国向美国闹的兴趣几乎同样强烈。如果您在接待来访的法国客人时，让他们同样了解您的考虑，不会有坏处。”

　　回答说：“法国人不听我的，美国人也不听。”

　　我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而且，不是有句成语说滴水穿石嘛。”

　　“大家在争论问题，”回应说，“可是我的水不够了，穿不了石啦。得靠您的水了”。这绝对是语义双关，在座的都大笑起来。

　　西伦：是戏言别人不听他的呢，还是真的认为自己的国际影响很小？

　　施密特：我的印象是，他对于自己不具备自己希望的那么大的国际影响，心存遗憾。而且他也清楚，这种情况不会改变。不过我还是对他说，他不应该低估自己的影响。我这次来访，也是为了交换彼此的判断、意见和分析。我说：“有些人比我来得早，在我之后您还要会见其他人。被求教的人会由此产生一份责任。因为对方在谈过之后一定会进行思考，并且着手比较他们得到的印象。我的确毫不怀疑，由各种看法组成的世界形势拼图中，您的看法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分。”我这样说，是为了设法把“欧洲球”再踢回去。“假如有一天，人们觉得欧洲会以比我们设想的快得多的速度联合起来，就会产生欧洲已经十分强大的印象。这会不会导致苏联把威慑力量从欧洲转移到中亚，并且最终转移到远东来呢？”

　　回答说：“有这种可能，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来。”

　　西伦：您谈到了日本的作用吗？二次大战时入侵中国的日本人，70年代初和美国人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当时许多人相信它会取得亚洲的领导权。

　　施密特：是的，我们谈到了日本。但是并不看重日本。他说：“日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铁，连粮食也无法自给自足。”

　　我回答：“但是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

　　说：“光是人口数量不是什么靠得住的力量。日本现在依赖美国。但美国想到处扩大它的伞：朝鲜、中国、菲律宾、印度、、，间接的还有泰国，还有中东、欧洲和整个美洲。我看这行不通。”

　　我缓解说：“美国人正在思考他们面临的形势。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自己过度地承担了义务。”

　　“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实力，”说，“依靠别人只能是第二位的手段。美国人是想用十个指头按住十个跳蚤”。这句话说完，谈话就结束了。

　　西伦：时隔30年回头看这次谈话，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已经准确地看到了日本、欧洲和美国存在的长期的根本弱点，包括美国的过度扩张、欧洲人的不团结和日本没有能力起码在亚洲成为领导力量。

　　《施密特：与中国为邻》（施密特留给世界的最后遗嘱。）

　　作者：（）赫尔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伦

　　：梅兆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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