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这是所有历史系学生和史学工作者都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尽管很多学者经过无数次诘问和质疑后，逐渐转向不解释，或直接回以“无用”，并以“无用即是大用”这类说法相联系，但仍有很多学者用更亲和的方式，向大众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所谓的亲和，说到底就是通俗。但通俗并不意味着低俗或媚俗，不仅仅是讲好故事，更要保持一定的学术质量，让读者在明白晓畅中获得思考。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姜鹏所著的《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就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的实践。

　　8月28日，来自学界、出版社、党政机关的40余人参与了该书在上海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会上，姜鹏谈了他为何要进行历史的普及工作。

　　在《德政之要》出版以前，姜鹏曾三次登上“百家讲坛”，分别主讲《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帝王教科书：品读资治通鉴》。在这些普及历史活动中，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历史并不是离我们生活很远，但他经常被问道“历史有什么用”。正因为此，姜鹏觉得，历史普及的工作可能还是有很大得空间可以拓展。

　　在出版座谈会上，姜鹏讲了他去年在美国访学期间的感受，尝试从侧面解答这个问题。通过半年对美国社会近距离的观察，他觉得，美国人的创新能力之所以这么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传统，“所以可以打开所有的框框架架，所以年轻人敢闯敢拼敢打。”

　　但是近年来美国的社会学家也逐渐意识到，近几十年美国文化传统的壁垒也在渐渐的生成，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传统，“不再像以前那样，好的东西我就可以拿来用。”所以姜鹏从中体会到，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摆脱传统的支配，“原本没有古代传统的社会，到后面还是会形成自己的传统。”而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历史。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传统的话，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如何去面对它们，又如何面对现在这个世界给我们所提供的新事物？

　　姜鹏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和我们生活毫不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过去过于看重物质或器物层面的发展，而往往轻视思想和上的更新。“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学历史有什么用”，其实都是这种思的部分反映。

　　姜鹏认为，我们谈到传统的时候，当然不是简单的传统。“任何一个传统如果缺乏创新的能力，缺乏应对新时代的能力，这种传统肯定是会被淘汰掉，会枯萎掉的。”

　　中国的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到现在，在姜鹏看来，“就是我们宏观上讲传承传统，但在细节上，我们能看到每个时代都有更新。就是因为它始终有一根筋——如何把过去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结合好的——吊在那里。”

　　陈寅恪曾用宋代的一个变化来比喻现在，说宋代的学者能够在回应佛教挑战的时候把儒学开发到一个新的境界，就是新宋学。陈寅恪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新宋学，意思是传统的东西结合现实出现一个新的。

　　基于这种想法，姜鹏一直学者应该走出校园，让更多地普通大众了解历史、了解传统，然后更好的理解自身。但他也强调，让大众了解历史不应只是停留在讲故事层面，而更应该是故事背后的智慧和观念。

　　比如说《资治通鉴》，众所周知，后面的两百多卷都是司马光的助手帮其完成的，真正代表司马光的思想是前面的八卷。这八卷中最大的特点是司马光始终纠缠在德和法这两者的关系如何把握上。

　　“他肯定不会放弃德治这个说法，而且常非常根本的，但是同时他绝对不会说这个东西跟法是矛盾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当中，很多学者会把这两者设置一个理论框架，把它协调得非常好。司马光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前面的八卷中如何体会德法的关系是司马光最着重要讲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今天来说常值得重新去研究的。”姜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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