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0多位女星好莱坞制作人哈维·温斯坦性侵，4人他强奷。女星艾莉莎·米兰诺发起＃Metoo＃话题，鼓励曾被性或性侵的人勇敢讲出自己的故事。一时间，＃Metoo＃如同一场无法预测的风暴，席卷全球。

　　最近，这熟悉的一幕在国内蔓延。中国式＃Metoo＃将会有怎样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场勇敢的揭露运动，不人再次陷入深思。

　　有部讲美国一家广告公司的电视剧，名叫《广告狂人》，其制作人是马修·维纳，他也是《家族》的编剧。电视剧很棒。德国ZDFneo宣传这部剧的预告片说：“在每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盯着她瞧的男人。”这句话本来可以不用这么，但一语中的。这部电视剧巨细靡遗地重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风貌：每个人烟酒不离手，女性穿着和紧身胸衣，受到男性很糟的对待。

　　在第一集里，女秘书去看妇科医生，她坐在妇科检查的躺椅上看书。医生点了一根烟，从她手里拿走那本书。她躺了下来。医生抽着烟坐下来，说：“你对避孕药有兴趣?我不会随便你。女人坦然面对性行为并没有错……张开你的腿……虽然我希望得到医生协助的女人不会因而变得人尽可夫。我要你：你若是，我就会停药。”他开了处方，一个月的药丸要十一美元。道别时他说：“现在你可别为了物超所值而到处跟人。”

　　目前在德国有一番针对女权运动的辩论。引发这场辩论的是现年三十三岁的德国家庭事务部部长克里斯蒂娜·施罗德和六十八岁的女权运动人士爱丽丝·史瓦泽。四个星期前，施罗德接受了《周刊》的访问。她的答复还真是令人诧异，而这已是对她很礼貌的评论了。在被问到女权运动是否使女性更幸福时，她答道：“我认为，早年的女权运动有时忽略了伴侣关系和子女所带来的幸福。”《广告狂人》中那位医生会赞成这位女性部长的看法，他从那名就诊女子手中拿走的书山柳村的寡妇叫做《你的新婚之夜——如何成为贤妻》。

　　当记者指出，在德国大企业的一百八十五名董事中，男性占了一百八十一位，这位部长的回答更令人吃惊：强制提高产业界领导阶层中的女性比例，意味着上的。在她看来，经济最重要的是没有的贸易。她真的在二〇一〇年说了这种话。我们连金融危机都尚未度过，缺少监督差点就毁了我们。

　　更糟的是，施罗德竟然没有承认她之所以能成为部长是因为有像史瓦泽这样的女性。当然，在一场之后，没有人还喜欢那些，他们太过吵闹，似乎不合时宜。事实上要喜欢史瓦泽也实在不容易，目前她在《图片报》上针对一桩性侵案的审判写了粗鄙的文字，那远远低于她的水准。施罗德没必要把史瓦泽的相片摆在床头柜上，但她应该要意识到，她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是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运动者的努力。承认这一点并不，她不该在访问终了时才在记者的下承认。身为家庭事务部部长，她应该妇女的权益。她在这篇访问中所说的话不仅幼稚，而是根本就是错的。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日，德国和产业界达成协定，这项协定意在促进两性的机会平等。承诺，只要这项协定确实付诸实行，就不会制定法律来加以。在一个国家，先寄望于产业界自愿配合，这是明智之举。但问题在于，这项协定并未付诸实行，就连家庭事务部也宣布了这项结果。该部门的网页上写着：“不论是在民间企业还是在公务部门，女性在领导阶层中所占的比例仍旧明显低于期望。”

　　要强调的是“明显”这两个字，那些数目很吓人。谈到女性在领导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德国远低于欧洲平均值（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对百分之三十二点三）。在法国，这个数字是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在，这个数字甚至有百分之四十四。在德国排名前两百的大企业的董事中，女性只占了百分之三。麦肯锡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调查过工业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三百六十二家上市公司董事席位中妇女所占的比例。调查结果了这个趋势：德国和印度敬陪末座。“女性不喜欢竞争”绝对不是用来搪塞的好理由。

　　如果你是个律师，而且是刑事司法界的律师，你几乎察觉不出这种情况。地方法院有五十五位主审，其中二十四名是女性，比例达百分之四十三点六。在我同辈的律师当中，我没见过有谁在一场审判中会去考虑是男是女。当然，有好坏，律师也有好坏，但是没有人会想用性别来判断他们的素质。

　　如果你不仅是律师，而且还写书，你还会认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文学界和新闻界。在出版社里，一切似乎都更有礼貌、更明亮、更令人愉快。但是的司法界显然要比新闻界更现代：在新闻界，聪明的女性会写聪明的文章，但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准做。在聘用司法人员时，看的就只是考试成绩，女性要花更多时间照顾子女不是问题。联邦法院甚至有一名男性请了育婴假。的业务虽然繁重，但他们是自主的，可以分配自己的时间；而且司法界的升迁几乎只取决于工作表现。这些情况都对女性友善。法律似乎的确有所帮助。

　　相反地，在新闻出版界，领导阶层几乎清一色是男性。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大型数字出版公司，规模在欧洲数一数二，旗下刊物包括《图片报》及《世界报》）如此（百分之八十四），布尔达集团（德国大型出版，旗下刊物包括新闻周刊《焦点》）如此（百分之七十七），《周刊》如此（百分之七十六点五），古纳雅尔出版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大型印刷出版公司，在全球发行的超过三百种，包括《星周刊》和《德国国家地理》等）也是如此（百分之七十）。只有《时代周报》的高阶职位有半数由女性担任。图书出版界的情况也一样。如果在企业界最的行业里这些数字多年来都没有改变，似乎可以确定没有人会自愿加以改变。因此，家庭事务部部长应该要“修订目标”，如同她在个人网页上的承诺。而某种情况若是只能通过法律来改善，那么我们就该制定一条法律。就连教社会联盟似乎都认识到改变是必要的：他们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采取了强制提高女性比例的做法。这一切跟子女能带来幸福根本扯不上关系。

　　在妇女上，施罗德的犹豫也表现在另一番全然不同的辩论中。几星期前，联邦法院宣判一名医生无罪。他向检方自首，因为在把一颗受精卵植入一名妇女的子宫之前，他先检查了卵子是否带有基因缺陷。这种检查叫做“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在试管中就能毫无困难地进行。由默克尔总理领导的教联盟在十一月的党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假如这个决议成为法律，妇女就必须先让有基因缺陷的受精卵着床成胎，之后才能对胎儿进行检查，也许再进行堕胎。这实在是天大的，对待妇女有如育种的家畜，任她们承受堕胎的心理痛苦。而这个决议与教的价值观无关，只是不想激怒几名德国主教。

　　在那场党代表大会上几乎没听见施罗德发言，她没有挺身她理应的妇女。她表示只在“限定的范围内”赞成“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亦即当“双亲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时。替那位医生的是的刑事律师·克劳瑟，他在联邦法庭上的词里总结了这个问题：“尊重人性和惺惺作态的互不相容。”这句话无须任何补充。

　　制定政策不是法院的任务。尽管如此，生活中的许多重大议题愈来愈常由联邦法院来决定。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当时的总理阿登纳就为了这个而生气，他不喜欢法院握有那么大的，他说：“我们原本可不是这么想的。”可是如果无法平衡众人的利益，那就必须由来决定。而如今有了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真正能代表妇女的女士：苏珊娜·贝尔。

　　最近她被选入德国联邦法院第一合议庭。她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九五年出版，题为“还是平等?”。她想探讨“对抗歧视的适当基本法方案”，而她研究的是职场上的性。贝尔说：“比起德国法律，美国法律给女性提供更广泛的。”这句话符合事实：德国首先注重社会共识，美国法律则把个人放在中心。

　　贝尔是现代的女权人士，她的博士论文优美、精细，又带点激进。我们应该联邦法院能有这样一位新的。就算我们不见得总是同意她的看法，毕竟在协商室里法律也靠而活。“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肯定违宪。如果这道还是成了法律，那就只等着贝尔和其他几位一起做出裁决。她争取妇女的清晰声音在德国最高法院里不只是必要，而且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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