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皮跳吉凶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落实通知》（下称《通知》）。《通知》中要求

　　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很多问题已存在多年，成了高校教育的“特色”，甚至学生教师们都已习以为常。

　　已经上大三的陈安这学期依然要上《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这门课。这已经是她第三次上这门课程了，从大一到大三每一年她这一级都要学习这门课程，“每周两次课，一上就是半天”。

　　陈安跟同学们都想不通学校为何如此安排，她认为学校对他们这一届的培养计划有问题，“反正拿到课表就只能去上课了，我们有意见也没办法，这算学校对我们的培养计划。”这门课是必修课，要算学分。

　　上过三次同样的课程，每年教授内容差别大吗？陈安没觉得有什么差别，从大一开始在这门课上的收获就不大，她想不出这门课对职业规划能起多大作用，陈安现在在准备考研。

　　“赶紧把这门水课取消了吧！”另一名同学在微博下留言。根据这名同学的说法，上这门课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他认为“年轻人的精彩就在于不断尝试，你让我现在规划好了有什么意义？”这名同学在这门课结束的时候，按照老师的要求交了职业规划的作业，一张试卷纸上写出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实现方案，这门课的学分算拿到了，但他说自己只是胡乱编的。

　　有些同学表示，老师还在用几年前的课件讲课，上课方式就是看着课件“照本宣科”，学习的内容早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根据西南大学硕士生田小军公开发表的论文《大学生学习投入视角下的高校课程质量问题研究》，他认为高校作为“高深”学问的地方，“高深”不仅体现在知识的专业性层面，而且反应在知识的前沿性方面。学校有责任将各专业学科的最新研究纳入到课程内容中，展现当前社会、科技发展的面貌，使培养的人才始终处在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最前列。

　　除此之外，在专业课程目标上处于低水平，严重影响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田小军研究数据统计结果显示，高校对学生课程知识掌握的要求在“记忆”、“分析”这些相对低水平的认知上，在“综合”、“判断”和“运用”等深层次的学习要求较少，这种浅层次的学习无法将新知识整合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造成了大学生无法达到较高水平的现实。

　　公共课程很“水”，专业课程也无法达到深入和专业的效果，陈安想过通过一些途径反馈给学校。大一第一学期期末，教务处要求每位同学对教师和课程进行打分。陈安介绍，当时在网上做了一份调卷，内容就是让同学们填表说明对课程的满意程度，“但是表格实事求是地填好了，下个学期上课还是老样子。”反馈也流于形式化了。

　　每学期末，教务处同样会要求对上课的教师做出评价。“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选择，”陈安说，“因为是登陆学号填写的，教务处会反馈给授课教师，所以很多同学不敢写真话，担心期末成绩会不好。”在给部分授课教师填写“满意”的背后，实则是“不满意”。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苏州大学的马志强在其公开发表的论文《高校教师绩效考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中认为，对高校教师绩效考评标准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发生。有些高校在对教师进行绩效考评时，长期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导致高校教师普遍热衷于科研，在教学上投入的精力不足。因此他提出，高校应从素质、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三方面来对教师进行全面考评。

　　湖南师范大学的胡小桃在论文《从高校教师发展状况看我国教师考评制度存在的问题》中表达了对此事的感触。胡小桃曾获批了国家级精品资源课程的建设，但是在团队组建之初却遇到了困难，“高校教师对教学研究和教学质量提升的态度很冷漠，不太重视。”

　　其称，很多高校对于教师科研情况与职称评定之间有明确的条文，而对于教学业绩与评定职称之间的关系，除了满足教学工作量和无教学事故，基本没有进一步制定细节。

　　“水课”实际是一种口语的说法，在此次教育部的通知中也没有明确界定。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认为，所谓“水课”就是课程没有知识含量，学生在课堂上很愉快但是没有收获知识，这种课程也容易让学生通过。

　　“按照欧洲大学的课程标准，我们百分之八十的课程都是水课”，周光礼坦言，“我们的大学特点是课程数量特别多。”一般本科生大学毕业要修满180多学分，我认为，实际上修满100到120学分就可以了。让每一个学分应该发挥价值，需要学生课下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消化。”

　　至于“水课”的具体标准，既可以是教育部制定，也可以学校制定，“当然最好的是学校根据各专业教学情况综合考量。”周光礼说。

　　在以往对教师的考核中，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只看期末考试结果。如果学生考试成绩呈现正态分布，那么教师的教学结果则是正常的。但考试结果无法证明学生真正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能力，“只能说明学生在考试之前背书背得还不错。”

　　如果要加强过程管理，学校就要在加强对教师授课的监督。“学校教学管理部门派督学进入教室听课，考察教师在课前有没有对课程进行设计、有什么样的活动，课堂目标有没有达到，监督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行为。”周光礼介绍。在没有督学的时候，学生在每堂课下课后应及时反馈课堂质量，以这种方式强制让教师重视课堂质量。

　　以美国一些高校为例，学生们下课后会及时填写学校的调查表，将上课情况反馈给教学管理部门。“如果发现有大量学生都不认可教师，那么督学就会进行调查。”周光礼认为，在国外，学生们有较强的消费者意识，“这堂课是要花钱买来的，那这节课的上课质量值不值让我花这么多钱？”

　　谈及更深层的原因，高校现有的考评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们提高上课质量。高校量化管理的原则下，对教师的考评看重的是教师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由于课堂质量无法量化，一般不作考评。学校能改变吗？“很难，”周光礼说，“我们国家要做学科评估，搞双一流建设，全部都是靠科研，没有学校敢不重视。”

　　周光礼回忆，在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曾有过一次，那一年学校只考核教师们的教学质量，不考核科研，结果当年论文发表数减少了50%，造成了学校排名的下降，资源的流失。

　　教育部此次要求减少“水课”，加强过程管理的政策具有积极意义，预示着我国大学开始向注重教育质量迈出了新一步，但落实到高校的具体实施，则需要多方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