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采访蔡师傅的前一刻我还在纠结。在我的印象中，脱口秀演员必定精于语言，还带着点消解一切严肃和解构世界的态度，

　　最后让我自己的理由很简单，我觉得凭借自己的幽默感，我也可以讲脱口秀，我倒要看看蔡师傅和他的朋友们能讲出什么花儿来。当然啦，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人们常说喜剧的核心是悲剧，我想看看这句话是否真的成立。大家总开玩笑：把你的不开心讲出来让我开心开心——这些不开心真的能让人开心吗？

　　对了，还没有介绍蔡师傅。蔡师傅线岁，穷得叮当响，还身负外债。武大新闻系肄业，卖过服装，做过电商，开过酒吧，一度风生水起，几乎总能赶上时代的潮流，现在主业：送外卖。

　　据说人们叫他外卖界周渝民，见面后我才发现夸张是人们的天性。他的确面容不错，但更像脸大一圈眼小一圈的中年周渝民，留着银灰色长发——朋友的理发店开业酬宾，他“占了个便宜”。

　　送外卖是为了还债。两年前，他为了“上岸”了送外卖之。上岸有两条拥挤的：送外卖和开网约车，他买不起车，于是开始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上岸”是一个术语，那些因为网贷而欠债的人，曾经历行业兴起，生长后迅速降温，最后重重跌落。的人不少，几十万元甚至几万元就可以将一个年轻人压垮，债海不一定有涯。

　　他们尝到过甜头，借钱几乎不需要太严格的资质审核，在一个平台贷款，又从另一个平台贷款填补，在p2p兴起初期的极大红利和时间差中如鱼得水，“类似于套现信用卡”，蔡师傅曾以为自己也可以玩得转，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每次只借额度的一半，这样可以“保持信用良好”，但这一次他没有掐准时代的脉搏。

　　P2P爆雷，国家介管，蔡师傅最后欠了50多个平台共46万元债务。那时他被诊断出焦虑和抑郁状态，当时的女友同样是抑郁症病人。一个病人照顾另一个病人，“每天都是”，有一天他鬼使神差地站到了台阶上，大头朝下跳了下去。

　　但是台阶只有六层，他摸着脖子悻悻地去了医院，“那一刻发现自己还是很想活的”，你很难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因为他当时本来就有点儿怂。

　　蔡卓毅出生于广西北海的一座小城，从小就觉得生活过于平淡，他甚至羡慕父母离异的同学，似乎那样的生活比较跌宕起伏。

　　十岁的时候他策划过一次离家出走，目的地广州是他当时心中世界的最大都市，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但那天晚上他九点多就回了家，沉默地吃完晚饭睡觉，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场流产的叛逆逃亡。

　　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也许是因为没有画到广东的广西地图，也许是因为骑车太累，也许一个少年的梦想还很微薄。

　　高考之后他义无反顾离开了家乡，到了武汉。他曾经有新闻理想，希望自己可以世界，但是他发现自己永远无法接近事实的，也无法呈现他所看到的，却又了无数人性的。

　　一次他和记者老师去调查一起山西的矿难，一个者的妻子异常冷静，希望他们可以帮她把事情闹大，这样她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款，另一边则是哭得近乎昏死的其他遇难者家属。

　　“你也不能她什么，毕竟她的丈夫去世了。我一直记得周星驰电影里有个师奶朝别吼：你死过老公吗？没有死过老公就不要跟我说这个。”

　　那之后他投身商场，开始创业之旅。大学时他曾和学长跑电脑城商演，当主持人，口才不错，收入颇丰，连续两年跻身班级富豪榜。后来他做服装生意，终于去了广州，在上下九被服装批发商当大老板，感觉非常好。

　　凭借人脉和灵活的脑瓜赚到了不少钱，不过都花掉了，他大概千金散尽还复来，对酒当歌才是人生大事，还因为爱情来到了成都——凭自己的本事，在完全陌生的城市和的领域，白手起家不难。

　　这一次他错了。先后入职几家广告和电商公司后，蔡卓毅发现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文化适合自己，注定只能单干。再度创业，投入资金，始终不见起色……没钱了。

　　这个没钱是指连第二天的伙食费都没有，患抑郁症的女友要复诊，创业资金还需要投入……他开始从网贷平台贷款，于是就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时代造就了英雄，但更多的也许是“失败者”。这“失败”当然有诸多个人原因，不过我也看到了很多普通年轻人的生活轨迹。

　　2017年底，蔡卓毅成了一名外卖骑手。送外卖多劳多得，除了敲门送餐，不需要与人交流。最多的时候，蔡卓毅一天跑了一百多单，两辆电动车轮着骑，连续两个月收入过万。

　　一次深夜十一点，正下着大雨，他要去一个网吧送外卖，距离目的地还有三公里时，电动车突然没电，他只能背着外卖箱，骑共享单车前往目的地。送到顾客手里时，面前的小年轻头也不抬地说了声“怎么这么慢”，就转身回去打游戏了。

　　“我还得走三公里回去，再推电动车回家，我他妈还抑郁症，我没有超时，我准时到达了，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半夜在网吧里面打游戏的loser。”满腹委屈和，蔡师傅推着没电的电动车，漫步风雨，“我觉得我好惨啊，一个loser碰到另一个loser，还被他一通抱怨，我才是loser到家了。”

　　送外卖的目的地有群租房，十几个年轻人挤在一个客厅里；蔡卓毅也去过别墅区，一个住独栋豪宅的女孩儿，每次接外卖的时候都没精打采。透过一道缝，他看到了幸或不幸的各色人生。

　　外卖员同样各有不易。他跑的片区有个远近闻名的“单王”，二十出头，据说是因为还信用卡来送外卖，“年轻很容易遇到这种问题，一开始额度给你一两万，特开心就造，造完就开始还，还不起了。生活就给你教训。”

　　萍水相逢的还有“逃出”富士康流水线的小年轻，刚离婚的女骑手，还有五十来岁的大叔，使用智能手机不熟练，抢单时要停下车，用手指滑上好几次。有个沧桑的大叔，骑车时不慎摔倒，上腿擦伤了一，但不肯休息。一问才知道，沧桑的大叔实际上比蔡卓毅还小两岁，白天上班，晚上兼职送外卖，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多挣点儿奶粉钱。

　　我跟着蔡师傅送了几趟外卖，半夜十一点半我俩停了下来，他点燃一支烟，跟我说，以前性格飘，特别躁，跑外卖反而能让自己静下来。

　　“早期的时候你会学生意气，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去看别人，下意识觉得你们好可怜，但这个时候经过了生活的，你会觉得咱们就是一样，而且我不是最惨的那一个。”

　　2018年蔡师傅开始活跃在过载脱口秀俱乐部，他是当家花旦，段子围绕着“北海传销之乡的出身”，“送外卖的那些事儿”和“欠网贷还钱的秘辛”，可能因为事先了解，我听了没怎么笑。

　　和我一样没笑的人也有，有一次蔡师傅照例讲了自己被催收的经历，散场后有个观众反馈：卖惨一点也不高级，我笑不出来。蔡师傅不以为然，但还是解释了两句：“我经历的时候也不开心，很惨很痛苦，我跟你一样。但是我做这个段子的意义在于什么？我现在能把它当成一种调侃，我已经过来了，我希望你跟我一样也能过来。”

　　在台上，演员半真半假自嘲调侃，在，观众从段子中搜索诙谐的信号，信号接通后，哄堂大笑，台上心照不宣：原来都是过来人。面对这些共同的，不如一笑了之。观众中有年轻的大学生，也有五十来岁的师奶，大多是上班族，有个做植发手术的医生，本想来此开发客源，客人没找到，却连续看了一年演出。也有观众觉得台上的演员水平次，自己上台开始讲脱口秀。

　　在这个舞台上，蔡卓毅还遇到了其他“倒霉的人”。有个学兽医的摇滚爱好者，创业开餐厅却很快倒闭，他喜欢在舞台上吐槽自己接到过的奇怪订单。

　　一个家庭主妇，新闻学硕士毕业，曾满怀新闻理想，关注社会，婚后当了全职太太，说话最多的地方是脱口秀舞台，经常拿自己的婚后生活开涮，“以前老公喜欢她穿透明的情趣内衣，现在就是她了，她老公也把她当透明。你是在表演，哪怕她老公也在现场，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当真，但你几分真几分假呢？”

　　如今，这家俱乐部已经是成都重要的爱好者聚集地。蔡师傅发现，这里更像是一个据点，大家通过自嘲认识彼此，也互相抱团取暖——大家“倒霉”到一块儿来了。

　　在俱乐部，罗丹被大家尊称为罗老师，一半出于他的职业，一半出于对他的调侃。作为大学教师，工作时需要谨言慎行，生活中，快到而立之年的他依然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在旁人看来，罗丹是没个性的“妈宝”，生活循规蹈矩，顺利但无趣。

　　罗丹学理工科出身，但文艺青年的一面一直蠢蠢欲动。他自称“郫县伍迪艾伦”。大学时迷恋王小波和村上春树，甚至一度想休学写小学，当然，在母亲的“”之下，他乖乖打消了这个念头。

　　“父母一直在给你做后背，我也这样接受了，这么多年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机会去北上广工作，当编剧，我都没有去，说得好听是，直白一点就是怂。”

　　罗丹的表情很丰富，“怂”字伴随挑眉。他说，接受采访的着装也是母亲“”的，但他没听，“三十年来终于叛逆了一把”，上半身穿了自己喜欢的短袖。

　　她是广西桂林人，口音接近西南官话，尾音拖长往上翘，在台上讲段子的时候喜欢以“你们有爸爸吗”开头，观众一头雾水，她补充，“我就没有爸爸”，观众不知该不该笑，她继续讲，“不过这是我妈的错，跟你们没关系。我刚出生时，爸爸到医院一看，这个小东西下面没东西，遗产无人继承！于是和我妈分手大吉”。

　　父母离异是真，但原因是不是重男轻女，刘缘缘只能猜测。她曾尝试过询问母亲，但得不到答案，久而久之也就不再问。

　　幽默感有天生也有培养的成分，母亲喜怒无常，小缘缘不知何时会碰到雷区，很小开始察言观色，擅长缓解气氛，逗乐大家，“我妈40岁的时候才生的我，她自己一个人也很难过。”

　　土豆，过载脱口秀俱乐部的活跃，台上反应迅速，幽默风趣，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交恐惧症”。

　　他原名郭洪泽，出生在的一个普通家庭，在他的家乡，“唠嗑”是一种地区属性，对于从小就内向寡言的他来说，这简直是噩梦。家乡无法避免的圈子和人际关系，使他迫切地想要逃离。因为嗓音条件不错，在老师的下，高考志愿他选择了播音主持，来到了成都。毕业后，他成了一名DJ，不爱跟人打交道的他，却开始以说话为生。

　　工作时间要保持高度紧张，几万字的稿子不能出错，每天下班后，土豆都回到出租屋里宅着，身体也开始发胖。两年来，他每天在“话唠”和“社恐患者”两个角色中，越来越难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吴饶是个大二学生，但已经久经沙场，演出数量突破50场。他出生于广东，同学们说他口音里带着沿海城市的富裕气息，但他也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

　　父亲来自湖北，母亲则是四川人，二人打工时相识。和很多打工者的子女一样，吴饶自幼随父母工作在各大城市迁徙。

　　吴饶在深圳念书，学校里不少人和他一样，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没什么朋友，只有几个外地同学能聊聊天。“本地人挺歧视外地人，你不会讲粤语就不跟你玩，还经常拉帮结派收外地人费，伸缩棍往下一弄，就出来了。”

　　父母在东莞开了个小型工厂，一家人定居东莞，每次放学后，吴饶要去晚托班，等父亲从东莞来接他回家，最晚得等到九点半，他一个人坐在楼梯间，偶尔流泪，“感觉爸爸妈妈不爱我”，父亲来了之后，他们要驱车一个多小时回到东莞。（东莞是他脱口秀段子的富矿，不过大多是黄段子。）

　　以前吴饶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父母成天忙于生计，似乎根本不关心他。如今他知道父母工作不易，自己的学费高昂，他还有些心疼。不过很多事情已经难以弥补，现在他很少和父母交流，他们也不知道儿子在讲脱口秀——这些朋友圈是要对父母分组的。

　　很难说大家从小小的俱乐部演出中实际获得了什么，因为都是业余爱好者，大家的段子水平参差不齐，冷场时常发生，观众连大笑也不见得总能，至于演员——

　　吴饶说自己在舞台上找到了存在感，逗笑大家的感觉很牛X；张薄汁多了一个出门的理由，她是个淘宝店主，平时大多宅在家。

　　社恐患者土豆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表达的平台，他是个文艺青年，但不爱和人交流，在舞台上他不需要考虑维系与某个人的关系，只需要讲自己的段子，“表达像喝水吃盐一样，不表达的人会死的，你天天脑子里都有输入，那么多观点掐在嘴里是很难受的。”

　　罗丹把讲脱口秀和打麻将类比，别的朋友都在搓麻，他来讲段子，也是一种脱离烦闷生活的方式，“当然啦，来到这里我会野一点，也是想对生活有所突破。”

　　从个人生活到社会话题，脱口秀的段子取材广泛，尺度颇大，演出现场像一个社会规则的乌托邦，演员和观众都暂时抛下价值评判和标准，共同参与一场黑色幽默，也许这就是这个舞台存在的最大意义。

　　“整个世界的东西，它不是为你而造的，肯定有你看不顺眼的地方，有你想做做不了的事，有你想改变但一下改变不了的东西，你需要认识它，跟它共存，调侃和幽默是最容易让你接受的。”

　　蔡师傅高屋建瓴，终于给了我片子的落点。他说，他在舞台上实现了疗愈，把自己跌宕起伏的生活变成笑料，说明自己和自己“和解了”——我把这个词转述给了罗丹，被他了一番。

　　罗丹正在创作非虚构作品，已经完成的自己和蔡师傅的故事，在某非虚构故事号都收获了“十万加”，他要写这个俱乐部里十个人的经历，“这波人追求有趣，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大的反差，每个人都吃低保，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垮，赶紧给他们留一点文献。”

　　他觉得，身边的人和世界很无趣，制定规则的人也很无趣，这帮讲脱口秀的人有个共性：幽默是他们抵抗无趣的武器，也是和无趣的世界保持距离的态度。梦见钱包被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