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个或若干个能够改变命运的节点。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在我看来，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都是形势使然，而为之。越货者会有缧绁之厄;金榜题名人必怀发奋之功。谁都希望自己朝正面方向发展。《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即便落草为寇，最终也还是想被朝廷诏安，加官进爵。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完成朝廷赋予剿灭方腊的后，自己也都没落到什么好。因此，从负面的陷阱中跳出来，达到一种令人刮目相看的，往往要比付出的更多。

　　那是否就容易了呢?根据我的观察，似乎也不容易。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而言，要想从平庸之中往上挪一步是多么难呀!那就只有相信知识改变命运那句话了。我生长的年代在中国是个特殊的时期。与我同时代的人一样，我也经过了上山下乡的。好在我不是像其他知青那样落单，只身发配到边疆等艰苦地区，而是随着父母的被送回老家。那时的，在中国还是个不错的地方，不是那么贫穷。对于我而言，最有利的是有父母在身旁。生活上的照料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可以教我们学英语，这为我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家父当年在青岛医学院与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先生是同事，束先生是经历过二战的人，看得比较透。他的判断是，中国当时的搞法虽然维持不了多久，但至少要毁掉一代人，真是被他不幸言中。他告诉我父亲，现在趁乱教好自己的孩子，所以从一开始，家父就开始遵从束星北的，加紧教我们学英文了。那时学校不上课，老师不教书，整个社会秩序都乱了套。我正处于小升初的阶段，可初中无法毕业，我只好留在小学读了个七年级。

　　1970年代中叶，我到武汉。那时还没结束，街头依然由工人纠察队在维持治安。我这个三无(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所)人员，自然不容易在大城市里立足。于是只好东躲。不久前，我在街头见到一个打工的小伙子无故被拦下来要求他出示身份证，让我想起了我当年在武汉的尴尬。我记得特别清楚，1976年，毛去世的会，我就孤零零一个人在亲戚家呆着。后来的情况稍有好转，经朋友介绍，我来到一所中学做英语代课教员。从那时起，我的英语终于派上了用场，这或许是我要比其他下乡知青略强一点的缘故吧。他们似乎把有限的时间(学习时间充其量就三年)投入到无限的之中;而我由于没有这个资格像他们这样干，所以就只好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为我服务之中。

　　靠着自己的一点儿本事，以及当时的政策取向。我主动找到了武汉大学，要求为我组织相关的英语考试。武汉大学此前未遇到过这个情况，以后也没有了。英语系专门为我组织了二场比较刁蛮笔试，还有就是口试。我面前坐着五六位英语系的老师，分别对我提问。还好，由于家父从小上的是美国学校，后来又在辅仁大学继续学习。他的英语发音还是比较地道，因此我的英语发音也不错。负责口试的老师听到我的发音，就认为我是有基础的。从某种程度讲，搞专业外语的还是重视发音的。发音是面子活，看看当今的口译员，在会堂面对世界记者，听听人家的发音，就会知道那是多么重要的面子活了。试想一下，如果是英语系出来的，讲一口有很重中国口音的英语该成什么样子?那不给该校的英语老师丢面子吗?

　　我终于自己打拼出了一条道。于1978年考到了一纸武汉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同等学力的证明。的确就是带有武汉大学抬头的一张信纸，武汉大学给盖的公章。现在这张纸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想组织一定知道，也许是在我的档案中吧。没过多久，我的所谓自学事迹被湖北日报发现，于是便有记者前来采访。那时的似乎注重宣传性，而非娱乐性。我被湖北省宣传部门看上了，成为自学成才的典型。用了大半个篇幅刊登我的事迹。后来武汉青年报的记者也来采访我，把我的事情又写了一遍。武汉大学也感到脸上有光，学生会的大喇叭把我成才的事情出去。当然，我没在武汉大学，也就无缘听到。可是我的朋友在武汉大学听到了，告诉我这件事。那就让他们宣传去吧。后来，记者采写的这篇报道还被收到一个自学成才的专集中，那都是后话。

　　问题是，成为自学成才的典型又当何如?我要的不是个虚名，而是工作。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牵头，成立了自学成才的组织。我当然算是其中一份子，在成立大会的闭幕式上，我和另外一个自学成才的，一同走到了台，向省里的头头递交了我们的，我们要正式的工作。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愤然走出了会场。这个举措对于那时的大脑袋而言，无疑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当时我的想法很朴素，流浪这么多年，从下乡到1979年，已有10年。今天总算走到这一步，算是生逢其时了。那时，10年刚刚结束，到处都需要人才。我们是人才吗?不清楚，人家说我们是自学的人才。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标签。但标签不能解决我的现实问题，我要户口、工作和居所。

　　又有一个机会让我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重建，需要外语人才。我又参加了招聘的考试，这回算是我的运气。的宣传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考试也就相对简单了许多。我的户口、工作和居所都慢慢得到解决。我可以安定下来过日子了。先是做翻译工作，后来参加是《数学物理学报》中英版的创办工作。这个现在还健康地发展着。想想当年我们筚蓝缕将其创办成功，就是希望为自己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职业。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93年，我开始感到了危机。《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编辑部，突然分配来一位硕士，说是协助我的工作。我心里容祖儿 春卷 杨受成有数，我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未雨绸缪吧。我有一位朋友很久没有见面了，1994年吧，他突然冒了出来。我很奇怪，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到大学读博士去了。他当时已经是副教授，完全没必要这样嘛，我心想。他告诉我以后他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想搞业务，不会那么好混。他赶上了一个到北大读书的机会。又问我是否也愿意像他一样到。我当时也想，该去读书。我记得1994年初，单位已经把我的工作进行调整，不让我在《数学物理学报》工作了，把我转到数学物理研究所办的公司。我非常不满意，认为对我的安排有失公允，有卸磨杀驴之嫌，我没有答应。因此与所里的关系就这样僵着。

　　与所里的关系一定要有个说法。作为组织，是不会的。作为个人，也难以接受。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发现了可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那与其和所里这么耗着，不如自己主动转向，另谋高就。我与朋友商量，可以去。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关于信息高速公对社会影响的课题。朋友我不妨先与该课题的主持人接触一下，他为我引荐。我1994年去了二次，一次是拜见我后来的博士导师，加入了他们的课题组;一次是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探班。就这样，我准备开始转向了。由于我是学文科的，在中科院并没有优势。由于当年有点儿外语的基础，暂时能在那里有所作为，后来让我明显感觉到不行了，外语人才不吃香了。现在不也还是这样吗?

　　也正是由于文科出身，我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等学科还是有兴趣，出版过科学哲学的译作。另外，在工作之余还参加了中科院李约瑟著作的翻译工作。1980年代末，我自购了计算机，自学了相关的应用并与美国的兄弟成功进行了联网。我所有这些，都为我参加社科院的课题奠定了基础。有了这些可能看得见的未来，我明确向所里提出，不去公司上班。所里也拿我没有办法。全部扣我工资，不现实，不扣工资，也不现实。于是就给我发了个基本工资，我也不在乎了。反正决定离开数学物理所，瓶瓶罐罐打了就打了吧。好在夫人还有工资，维持生活暂时不成问题。

　　从1994年开始，我基本脱离了中科院的轨道，一方面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一方面备考博士。我的导师恰逢1995年开始招博士，而我就成了他的开门。我来已经是40岁的年纪了。1995年春开始博士考试，这次考试与我当年在武汉大学的英语考试完全不一样。外语要难得多，而且题量很大，有很多考生都做不完。可我还好，不仅做完所有的题目，而且成绩也不错，据说我那年外语成绩是排在前几名的。但不幸的是，我的马列却没有及格。这也是，一个考哲学系的，马列竟然没考及格。怎么能被录取。因此，又有一番博弈。我在是否能考上的结果出来之前，就在研究生院的招待所里等。眼看就到六月份，博弈的结果出来了，研究生院录取我。条件是试读一年，来年补考马列。进了研究生院的门，好好听听马列的课，看看马列是怎样唠嗑的。就这样，我彻底告别武汉，来到了，过上了另外五年的单身生活。从武汉到对我而言是的一跳，可以说我跳成了。

　　当我1998年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我曾坐在建国门内的一家餐馆内，看着街对面庞大的建筑物。我的余生就要奉献给这幢大楼中的哲学研究所。心里想着，难免有所伤感。从中国科学院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多了社会一词。费了我多大的气力啊。夜色慢慢，望着长安街上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可这些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要回到被安排在通县的宿舍。尽管如此，可我还是充满信心，以后会好的，至少比武汉好。而且，我还有了真正的博士学位文凭，而非一纸证明!这是完全不同的二样东西。我可以脚踏实地过好余下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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