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依国和以德相结合，扎实推进核心价值观融入建设，强化对建设的支撑作用，强化法律对建设的促进作用，使与德治互为支撑、相向而行，推动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灵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是新时期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国民法总则》第一条即开明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为立法目标之一。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孕育了大量的传统美德，维系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在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优良品格，孝悌忠信、礼义的观念，为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建设，一个最核心的命题是，正确处理的价值与法律的规范价值的关系，形成相生相长良性互动的格局，避免彼此错位互相僭越，抵消甚至正向的社会能量。

　　《指导意见》要求把一些基本规范为法律规范，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这句表述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法律规范不能常理常情，不能超越时代特征。也就是说，规范是分层级的，见义勇为等只有少数人可以身体力行的，不宜设定为法律规范，只能从励或补偿的角度其正向价值；孝亲敬老等基本要求，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为法律规范……

　　《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礼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这段文字，译成白话人，大体是说，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或下人，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的，可以回到鲁国报销赎金。有一次，孔子的子贡（端木赐）从诸侯国赎了一位鲁国人回国，却收受鲁国给付的补偿金。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呀，你这次的举动有失偏颇。所为，以移风易俗、百姓为己任，并非只考虑小我。现今，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你领受国家给付的补偿金，对你品行并不；而你不肯领受补偿金，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为赎身了。”相反，孔子的另一名学生子救起一名落水者，被救的人为表示感谢，送了一头牛，子坦然受之。孔子很高兴地说：“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样一来，鲁国有人落水，必定会有人出手相救。”

　　《吕氏春秋》以“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作为结尾，说的是孔子的观察细致通透，眼光长远，见其始而知其终。的确，从确立普适性规范的角度看，子的选择是对的，其行为更为吻合“善有、付出就可以获得回报”的基本事理。相反，子贡的行为并不可取，领受补偿金，确立了既要出力又要贴钱的行为准则，以后其他人赎买后向索要补偿金，将有可能获得消极的社会评价，久而久之，此等行为将会消散于无形之中。

　　故而，我们看到，对于“拾金不昧”的行为，《民》第971条，“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人支付拾得人的报酬。拾得物的价值在一千马克以下的，其报酬为该价值百分之五，超过此数的，超过部分按百分之三计算。”我国地区则更加干脆，其“民”第805条：“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实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换句话说，如果你捡到别人的iphone手机，价值5000元，物归原主后，你可以请求失主支付1500元作为报酬。

　　然而，相当遗憾的是，我国《物权法》第112条只是，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支付必要的费用。例如，失主要归还拾得人支出的交通费、快递费等管理费用，但法律并没有赋予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据说，物权法起草时，曾经有学者效仿立法例，赋予无因管理人（即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但有观点认为，这样做有悖于中国的“拾金不昧”传统美德，最后未被采纳。其实，《现代汉语词典》对“拾金不昧”的解释是：捡到钱物不隐藏起来，不。至于拾得人返还财产后获得报酬，并不“拾金不昧”的本意。而且，即便从美德的角度，如果拾得人本来依法可以取得报酬，但他自愿放弃了，不是更加彰显其品行吗？但立法直接把这一品行确立为法律的底线要求，则显属不妥，其结果是，现在遗失东西很难再找回来，部分原因正在于物权法的这条了常理常情。

　　著名家奥斯丁曾经说过，法律与的混淆，是导致法律专业术语含糊不清和复杂混乱的最主要根源。界对此问题的不同立场，形成了派与自然派的对峙：派主张法律与应该分离，而自然派则认为法律与密不可分。然而，无论派与自然派存在多大的分野，目前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在社会治理中，法律系统与系统属于不同的范畴，两者虽指向同一价值目标，实现径却大有差异。

　　2016年9月30日，《京华时报》发表了题为《地铁上年轻女孩没让座，大叔连骂3站》的报道。大意是说，在南京的一列地铁列车上，一年轻女孩没给一位大叔让座，结果后者对其骂骂咧咧，持续达三站之久。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你在现场，觉得年轻姑娘没让座是不对的，有违“尊老”之规范，就拍了这位女孩的照片，上传微信朋友圈，并加上恶评，是否可以？或者，反之，如果你在现场，认为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生活压力相当之大，让座是情份，不让座则是本份，大叔这样不问就骂人，着实可恶，就拍了大叔的照片，上传微信朋友圈，同样加上恶评，是否可以？

　　2008年5月12日，汶川巨震，山河破碎，举国哀恸。中国的企业家以超常的社会责任感，使得2008年中国慈善年度捐赠超过了1000亿元。但是，地震一周后，一个“国际铁公鸡排行榜”突然像发生核裂变一般爆传于各大论坛和聊天室，排在第一位的是三星，后面分别是诺基亚、大金、LV、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丰田、古驰（GUCCI）和LG。但该排行榜发布的信息并不准确。2008年5月12日地震当晚，百胜餐饮集团（肯德基母公司）已决定捐款300万元。5月14日，麦当劳宣布捐款100万元。5月15日，三星电子向红十字会捐款3000万元。然而，事实尚不清楚，已然集结，跨国公司瞬间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2008年5月27日，众多跨国公司的公共事务总监、公关总监甚至副总裁集结商务部，要求商务部为它们“正名”。他们除了对捐赠事实被表示不满外，还表示，跨国公司在华捐赠项目都需要一级一级地向总部报批，程序比较多，数目达到一定额度，还需要董事会开会决定……其他问题暂且不论，这里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否有“逼捐”，发布这一榜单是否？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已接近脑死亡。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这一事件经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从这一起事件中，看到中国社会的底线在快速沉沦。人们的确需要从灵魂深处自己，为什么居然见死不救？但另一个问题在于，能不能将这18位人“人肉”搜索出来进行，甚至科以一定的法律责任，或者记入信用不良名单？

　　不让座、不捐钱、不救人……凡此种种，无疑令人痛彻，但毫无疑问，这些事件不会引发法律后果，不能对其进行法律评价。

　　概括来说，法律与的差别在于：其一，确定性。会因年代、地域、职业、受教育程度、教等的差异而呈现多元特征，因而呈现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法律规范则以社会主流为基础，是的最大公约数，确定性相对较强。另外，“事件”无须经过程序认定，眼见往往未必为实。例如，在前文述及的“不让座”事件中，可能是因为不让座者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老人，或者是由于自身发生了异常情事。看过《搜索》电影的人都知道，高圆圆出演的女主角之所以没让座，是因为刚查出癌症晚期，心情抑郁。前述“不捐钱”事件中，公司、特别是跨国企业的捐赠通常要履行董事会甚至是股东会的批准程序，颇费时日，离网友“今日地震明日捐赠到位”的期许有相当远的距离。

　　其二，可操作性。由于标准不确定，对事件进行法律评价，落实到与义务的具体分配，不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还与不合。举例来说，早在1872年10月，仁济医院的前身仁济医馆即在《申报》刊文，诠释什么是，其中说道“之人亦复不少，惟人之其各有不同，有以而炫财富者，亦有而图博美名者，且有而心存望报者，是皆而求人知之者也。至不求人知，则既非卖富又不图名且不望报，其实超他人万倍上矣。”故而，真正的是“不为人知”，对其进行法律评价，既不现实，亦无必要。

　　其三，被的可能性。由于标准不确定性较强，裁判者有可能以之名行，甚至进行，逼捐即属此种；而法律是通过正当程序选择的结果，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和妄为。

　　规范的一系列缺点，使其无法担负起调整社会、确定预期和保障人际沟通的功能。鉴于此，普遍的做法是以法律、而不是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规则。习总说“德润，法安天下”，正是这个道理。

　　法律对的继受，通常体现为两种方式：其一为原则性，其二则为具体，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

　　例如，民法总则首先原则性地，民事活动不得公序良俗，遵循诚信原则，诚实，恪守承诺。不得民事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在具体的条文方面，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民法总则，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还，因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民法总则还旗帜鲜明地了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英雄烈士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加强对英烈等的姓名、名誉、荣誉、肖像的法律，对于促进全社会英烈，抑恶，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又如，孝道作为基本的要求，已经上升为法律规范。2013年7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国老年益保障法》第14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上慰藉的义务。家庭应当关心老年人的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也被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的确，看望老人已经“以德入法”，它并非停留于层面，而是《老年益保障法》设定的义务。上海于2016年5月实施的《老年益保障条例》进一步细化了规则，增强了落实落地的可操作性。例如，该条例明确要求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家庭应当经常探望，对较长时间未探望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机构可以提出，督促其前往探望。而且，如果家庭拒不看望老人，老人可视情形提起诉讼，家庭拒不履行相关判决的，根据《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与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信息将被归入信用平台。因为，不履行生效判决，构成失信的一个事由。

　　再如，关于捐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捐赠并义务，“逼捐”更无法律依据，更不能以“有能力捐赠而没有捐赠”为由记入信用档案。如何平衡各方关系，我国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立法可谓精巧。根据我国合同法，一般情形下的赠予属于实践性法律行为，即说了可以不算，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举例来说，张三对他侄子说，孩子，你好好努力，日后如果考上北大，我在的那套房子就归你啦！侄子勤勉向上，六年后金榜题名，得偿所愿。与此同时，那套房子的价格已然翻了十倍。这个时候，张三权衡之下撤销房屋的赠予，转而将100万元存在其侄子名下，作为日后留学费用。如此处理，并无违理之处。但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捐赠，属于不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转移之前不能撤销赠与，换言之，在公益捐赠中，赠与人“一诺千金”，如不履行这一约定义务，则将陷入“诈捐”的境地，经查实后可以记为不良信用信息。如此“以德入法”，将情理、事理与完美地融为一体，可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建设之典范。

　　入法之时，设计一套合理的技术径，将其价值落实落地，无疑至为关键。例如，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为孝道，建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机制，并于1995年通过《赡养父母》，从而成为全球首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根据该，的组屋出售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对于照顾父母的给予励，年满35岁单身者购买组屋，如果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1新元约合人民币4.8元）的购房津贴；如果子女的住房离父母住所较近，给予住房补贴，并免除子女探望父母时的小区停车费等。

　　近日，最高常务副院长沈德泳要求在裁判时以严谨的彰显司法的，以练达的情理展示司法的，以平和的姿态体现司法的温度。这一论断强调的是司法不能常理常情。推而广之，在推进核心价值观融入建设时，既要发挥的与引领作用，又不能常理常情，盲目科以法律的刚性约束。凡事顺势而为，切忌拔苗助长，多一些耐心与智慧，果如此，良法善治之社会格局，日久必成矣！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