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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1月18日，2018学习力大会上，俞敏洪在谈到“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时，说：“就像女生挑选男生的标准决定了这个国家男人的方向，”他并进一步阐述，“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导致整个国家的。”该言论引发巨大争议。随后，他通过微博道歉：“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一个国家女性的水平，就代表国家的水平，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以下是俞敏洪自传《俞敏洪：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中《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一节，讲述了他在妻子的鼓励下决定出国的经历。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抢占先机，因为天性有点，反映到学习和追求上就是不够上进，或者说没有进取心。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我在大学修完了全部学业并且留校任教了。我当上了北大英语系的老师，一个星期授课八节，月薪60元。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多么优秀才留校的，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尽管当时我的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我却很喜欢北大的生活，而且能当一名老师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按照北大相关的管理，学校还分给我一间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给我的这间八平方米的地下室里其乐，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24小时的哗哗水声传进耳朵里，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后来北大可怜我，把我从地下室出来，让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楼同样八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把我感激得涕泪横流，决定把一辈子都献给北大也值了。

　　当时很多人都向往我这样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经过青年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中年到来以前取得些工作成绩和顺利的工作，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书、晋职称、做教授了。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创造一个个的辉煌战绩，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荣誉的杯上，让自己的成长经历成为年轻人奋发上进的指南。

　　我工作上比较努力，这得易于我学生时期养成的一些好习惯。我第一次在北大给学生上课是在1985年，刚开始面对学生的时候心里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就适应了。学生们也都喜欢我，因为我生性幽默，课堂气氛非常好，讲课的水平也提高了。不过，即使我当了老师之后，我还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并不多。虽然我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教师圈里却没有什么交往，我还是游离在大家的视线年代初，正是全国上下出国潮高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几乎成了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当我还埋头教书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开始悄悄准备去美国了。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适应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会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得到的。没有大的惊喜，也没有大的波折。然而，有些人却不喜欢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国。

　　我是一个对周围的事情发展很不的人。到今天为止，我对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依然反应迟钝，认为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这样的一介草民没有太多关系。我对周围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反应也很迟钝，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我没有知道的，而且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私事。在这种迟钝中，我周围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已经向世界了，出国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奔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从遥远的国度飘过来的鱼腥味，偷偷地顺着味道飘来的方向前进了。当时大家联系出国都不会让单位知道，甚至不愿意让朋友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

　　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我一直认为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北大就已经算登天了，出国留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还是顺手拿本《三国演义》读一读比较轻松。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后来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于是我就开始选专业，我平时虽然涉猎甚广，但对任何专业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乱投医，几乎把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联系了个遍。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

　　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民币得十几万，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挣出国的学费。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校外代课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就像一团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课余时间里我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出国不成，积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取生活费用。从1988年开始，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这个时候的TOEFL、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训班。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我又需要钱，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课，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计算了一下，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我只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怎么想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比那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他想办法盖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我们俩就在北大校园广告开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们两个人的预计，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取得了开门红，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办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生数量的锐减，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的英语系领导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就变成了北大给我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理说，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的，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对我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课，违反了学校的，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减少，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

　　为什么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语培训项目的北大老师的收入减少了，这个项目的运作当然是这个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训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围绕这个培训项目获利的其他老师收入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北大英语系的其他老师都在那儿教书，我瓜分了他们的生源，等于抢走了他们盘子里的蛋糕。第三，这个项目剩下来的利润在每月的月底都会分下去，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拿金的，叫人有份。

　　那么我的培训班一举办，学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显然北大的英语老师们就会少拿这一部分，这个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当然了他们自己的上课费还是不一定少拿的。总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失。内心不平衡的矛头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为我俞敏洪这么一个人，坏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这个处分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的。玉米地里的大嫂试想，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它也不会随便处分我的。这个处分下发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分是对的，没有人同情我，我当时确实是犯了。

　　后来想想自己也做得挺过分的，断了别人的财，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不满。但是短期英语培训项目收入的减少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来办班，别的学校的老师也会在外面举办培训班的，一样还会分流学英语的学生生源的。所以说我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园内办的培训班多教课，多增加点收入，但是他们说我们这个培训班现在哪有你教课的地方，因为当时各个培训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教授在教课，不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课时让我挣钱。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时候分那么一点可怜的金，没有办法，学校里也得讲究论资排辈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师，只能排在资历深的人身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这样混吃等死，还是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获。正好，赴美国求学的机会给我提供了一个需要挣钱的理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就在校外代课挣些外快，结果还被学校发觉并给了一个处分。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连续半个月了对我的处分，大意是我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严重影响教学秩序等，处分决定是记大过。我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校方在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我通气。

　　我在北大第一次出名也是因为这个处分，当时北大已经有了闭电视，这个处分在闭电视上也播放了无数遍，用来警示其他人。对别人起到什么警示效果我不知道，结果是我在北大出名了，走在上的时候，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把我认出来，身后常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哎，那个人就是电视中看到的被处分的那个俞敏洪。”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面子一下子被丢在了地上，任人，这种滋味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当时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摆在我面前。我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我心里始终会有一道坎迈不过去了。这个处分带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所有物质上的缺失我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障碍却更难克服，我在北大待得就不那么舒心了，就想到了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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