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虎的属相婚配表作为思想家吕祖谦，他的理学思想基本上属于理论。理论的基本核心是仁、礼和中庸。仁，它的理论含义十分广泛，用于就是“仁政”；礼，就是次秩、等级，用于君臣、社会的和谐；而中庸，简单理解就是不左不右。然而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帝王或家能达到中庸境地的，那真是少之又少。而吕祖谦在思想上倾向于法家理论，在德治思想上他又将仁的思想与法家严的思想结合起来。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北宋靖康之变之后，南宋在临安刚建立不久，北方大批豪族、士人、百姓纷纷南渡长江、淮河到南方定居，吕祖谦一家也是这庞大南迁队伍中的一员。北方移民与南方土著居民在土地、商业等利益上产生诸多社会矛盾，并引起冲突，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金兵不断，内患外祸一齐，社会危机潜伏，形势犹如山雨欲来风满城。而南宋面对这种内外危机四伏的形势，一要强力控制局面，二是靠与金人和谈来换取苟安偏居江南一隅。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吕祖谦与德治的思想才产生了。

　　法与德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惩处，后者是，都是阶级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法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德与法一样统属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对社会愿望和利益的体现。吕祖谦是深刻认识到法与德的这种作用的，他，也不讳言法和德对阶级的稳固起着十分重要的维系作用。他认为：“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韩深刻之书，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会看得之气蔼然在其中，但续降者有时务快，多过法耳。”（《文集》卷20《杂说》）

　　在中国古代有不少理学家，一讲到法就申韩，以传统观点崇德轻法来加以抵制。吕祖谦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虽然吕祖谦也是一位理学家，但他却认为法是“人情物理所在”，并不申韩的法家思想，所以他认为好的法律条令包含了“之气”。他不少“续降者”，为了办案快，不依法行事，而是凭个人来办事，不遵循“人情物理所在”的原则，往往把事情办坏。但这并不是法不好，而是这些人“过法”了。法的“之气”就是在于、，一旦“过法”，就了“人情物理所在”的“法”的性。

　　吕祖谦认为，对犯小过微罪的要严格处理，对多端的大罪大过，就必须以峻法来惩处。他反对当时有人提倡刑要轻、法要宽，才是

　　六二乘初刚，是于之人。刑之人必须深痛。故致灭鼻而无咎也，二居之位，之峻如此，得非过于中乎？治而用，正如病深者用药猛，方得适宜，乃所谓中。

　　乘初九之，而以制之，故不得不下也。人皆谓刑平国用中典，即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之恶，正这中也。（《文集》卷12《易说·噬嗑》）

　　吕祖谦所指的“”、“”者，按今天的说法，就是的犯罪者，以及朝廷内部的恶吏。对于这些人只能用“深刻之刑”加以惩处，才会达到“深痛”的目的。什么是“深刻”之刑？吕祖谦认为：“大抵为恶，先从发足处制之，则恶必不能长也。屦校灭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于恶，必自进于善也，所以无咎也。”对“”、“”者用刖刑，就是断其脚，灭其趾。在今天看来，这是，但是在当时封建社会这种刑罚几乎沿用了两千多年。用刖刑就在于从根本上去制恶，以使这种不致在社会蔓延，因为罪心理上讲，人们对刖刑总是的，有害怕心理，就不敢去干坏事，也能使人避免陷入犯罪。而刑轻、法宽对这些“”、“”者是不起作用的，这些人也不会把刑轻、法宽放在心上的。这些刑罚看上去很严，然正是其严峻，就使人望而生畏，就不会轻易去法律条令，就会循规蹈矩，犯罪也会减少。从这个方面讲，这种法是“”的，从另一个意义讲，“以深刻之刑，制之恶”，本身就是“中道”，也不会因此而招来过咎。“治而用”，吕祖谦认为，这就像重病用猛药调治的道理一样，非此病不除也。

　　面对南宋内外交困的局面，要重振纲纪，吕祖谦认为首先要将两部分人除掉。他说：“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得志，纲纪不立。”（《文集》卷6《代宰臣虞允文恭书御书崔寔下方》）所谓“权幸之臣”，就是朝廷内部危及皇权根本利益的达官显贵，“后汉董卓为汉大间，王允诛之，至其终而不能艰贞，汉遂复乱，正此爻之所戒也。”（《文集》卷12《噬嗑》）吕祖谦认为东汉末年董卓就是这样的“权幸之臣”，这种人不除，天下不治，一定要狠心“诛之”。王允虽然诛杀了董卓，但除董卓以后骄傲自大而遭到了杀身之祸的悲剧。所谓“豪猾之民”，吕祖谦指的是封权的人，他认为对这些人也不能施以，而要。两宋时，由于社会内外交困，北有强敌，内有内乱，上吏治，徇私枉法，狼藉，俯拾皆是，而朝廷对于这些犯奸作科的达官显贵，不但不追究其错咎，而是一直眷恩有加。底层又处于之中，对的不堪而起来，农民起义时时迸发。因此吕祖谦提醒南宋者要大力整顿，极力有罪必刑，决不宽贷。要重振纲纪，就要对这两部分人进行处治，他认为只有除了内部的“痈疽”，扑灭外部的，天下就会达到大治。同时他还强调要依罪量刑，“彼有之可诛，则当诛之，而不宥在我，亦自无咎。……有恶，从而治之在我，则实无罪，不长之恶之意也。”（《文集》卷12《噬嗑》）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有利于纲纪整顿。吕祖谦的这些法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他的法制思想直接来源于申不害、韩非的法家理论，而且有所创新，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的法制观。

　　以德的方略和模式，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的突出特征。中国历史上早在周王朝建立以后，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主张，来加强百姓的教育，以德，而且周公还强调“明德慎罚”。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涌现了百家争鸣的理论，主要是：德治论、论和无为论。但这一时期孔子主张的“为政以德”说，真正开辟了中国德治论的先河。战国时代，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说”，并成了中国古代德治论的集大成者。到汉代，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主张，就是以德教为主，以刑罚为辅。他的这种思想，这种模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德治理论在实践中往往被封建经济和制度扭曲为带有和的“”，最终君主主义。

　　在吕祖谦的德治思想中，集中地提出了一个“深恩固结于法制之外”的命题。除了用法制手段加强之外，为了使法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平时施恩于人民，以德来，那么法制的作用就会更加明显。

　　吕祖谦认为，任何法律条令都不可能制订得很完美，总是有疏漏的地方。他说：“然申韩之言且曰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在我，所以立法皆严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实疏，以德治人，其外虽疏，其中实密。”（《文集》卷19《史说》）疏者疏漏，密者严密，在这里吕祖谦把法与德的实则作用讲得十分清楚。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主张立法要深刻严峻，使民而不敢。吕祖谦对这一点有不同看法，虽然他也提倡“以深刻之刑，制之恶”，但他的用意是“使人不敢欺”这种的法，变成“使人不忍欺”这种主动的行为。仅用法来服人，似乎很严密，然遇突发事件，法的疏漏就出来了。秦始皇曾制订“辄升殿者，夷三族”，结果闹出荆轲刺秦皇的历史故事，谁敢去救，为上殿要三族。又如曹操曾定“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的，严才造城，“魏武登铜雀台远望，无敢救者”，这同样是法的疏漏造成的。因此，吕祖谦认为，在平时就应该“以德结人”，结者，凝聚，以德治来凝聚，争取，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犯上作乱的可能。这也就是德治“其外虽疏，其中实密”的根本原因。

　　如何以德治来凝聚争取，吕祖谦提出了“深恩固结于法制之外”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略，他说：“马之不敢肆足者，衔辔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衔辔败，然后见马之，法制弛，然后见民之真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之于法制耳。大敌在前，抢攘骇惧，平日之所谓法制者，至是皆涣然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见，食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怨，各以其情而报上，苛非豫暇之时深恩固结于法制之外亦危矣哉。”（《东莱博议》卷2《齐鲁战长勺》）马套上了衔辔就不敢肆意奔跑，由于法律条令的存在，不敢妄为，这都是由于衔辔、法制约束的结果。如果马没有了衔辔，法制也不存在，那么马就会肆足乱奔，百姓也会流露真实的思想和不满来。百姓之所以不敢对者怨恨，因者的而，都是法制在起强制的作用。如果一旦国家遇到事变，强敌入侵，法制之约束也会顷刻，百姓也会恩怨相报，会以各种办法来对付者。要想预先控制这种局面，者就一定要在太平时期对百姓结“深恩于法制之外”，否则，一有事处境就会。为此吕祖谦提出了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策略。他说：“大君不与民同忧同乐，寻常无事固不见其祸福，到一旦有不测之祸，如卫懿公伐狄，兵有使鹤之怨，其失方见。”（《文集》卷17《孟子说》）者在平时只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民才会乐君之乐、忧君之忧。民平时受君恩，时必“赴死地以答其赐”（《东莱博议》卷2《齐鲁长勺之战》）。如者置百姓忧乐于不顾，君有难，民必坐视不救。这就像卫懿公只喜厚爱鹤而于民，一到战祸来临，无人来救，束手被擒，成为敌方的。像这种发生在春秋战国的历史教训，吕祖谦希望者能够记取，并要在做任何事时，都要从“为民”着想。吕祖谦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只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于当今也是有启迪意义的。